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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不是弟兄会的创始人，却对弟兄会的发展有极大影响，并且影响了福音派教会；不仅在当时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。他的神学思想，影响了著名圣经教师， 包括慕迪(D.L. Moody)，麦钦韬(C.H. MaCkintosh)， 和司可福(C.I. Scofield)等，形成十九世纪末对抗自由派神学的主力。
约翰达秘(John Nelson Darby, 1800-1882)生于1800年十一月十八日， 父亲亨利达秘(Sir Admiral Henry Darby)是海军将领，为英国著名海军英雄耐尔逊 (Viscount Horatio Nelson)的得力部将，所以他的幼子约翰受洗时，以耐尔逊为教父。
达秘幼年在伦敦西敏学校受教育。在十五岁时，随家移住爱尔兰，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；1819年毕业，获得古典文学金奖章。继续攻读法律，于1822年成为爱尔兰的律师。
达秘着心研读圣经，约在1821年， 悔改归正重生，觉得应该放弃律师业务，全心事奉神。父亲见他聪颖过人，对他抱有很大期望，对他如此的决定甚为不满，竟然剥夺其继承权。1825年八月七日，接受英国国教会(圣公会)按立为执事；他并积极参与国内宣道及圣经公会的事工。 次年，成为Calary山地教会的牧师。他尽力服事教区会众，特别关心贫穷家庭，刻苦自己，帮助需要的人，勤于探访，常工作至半夜才就寝。
1827年十月的一天， 他在乘马时，猛然被摔下撞在门柱上，受伤甚重，送都柏林就医。 他姊丈Edward Pennefather是爱尔兰的首席法官，夫妇和全家都是敬虔的基督徒。在那里休养了三个多月，在这期间，达秘认识了新任家庭教师法兰西斯纽曼(Francis W. Newman)，纽曼大主教(John H. Newman)的弟弟。
长时间的疗养，不仅达秘的身体健康恢复，也使他的心灵健进。他经历基督所说："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”(约一四：20)，这宝贵的真理，在他成为真实的， 使他得从律法的杖下得以自由释放，并领悟五项有关的重要真理：圣徒在基督里面的新位分，神权能的话语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主的再来，和建立地上的国度。
那时，达秘的脚踪还没踏出英国和爱尔兰之外，可能是基于一时一地的观察，他用以解释历史的规律，归纳出"邪恶的进展”，仿佛是教会退化史观。 关键字是："败坏”(Ruin)和"分别”(Separation)。他以为在每一时期， 人败坏了神的计划，神就不再作恢复的工作，而是要开始新的时代；因此，忠心的信徒，应该照神的心意分别出来。这也称为"非复原的原则”(The Principle of Non-restoration)。 因此，达秘被称为时代主义之父。这看法显然跟约翰卫斯理不同：卫斯理认为教会是可能恢复的。其余多数人则是接受现状，不想作任何事。
1934年，达秘的父亲亨利去世了。 虽然父子关系已经恢复了，虽然他的哥哥是英国国教会的牧师，达秘却拒绝参加丧礼；理由是丧礼由国教会主持，他必须持守分别的原则。
健康复元以后，达秘有短时期回去任教区的牧师。不过，从圣经真理中，他了解教会的元首不应该是地上的王，而是复活在天的基督；教会是祂的身体，必须与天上荣耀的头相配，表现主的圣洁合一，各肢体由圣灵安排，而不是像今天地上教会的分争，成为社团的形象。他更以为传统的"按立”和"圣职”的分别，于圣经真理不合，认为必须消除教阶制度：全教会只包括有新生命的圣徒，"都是弟兄”(太二三：8)而凡是重生的信徒，都可以参与事奉，而没有什么教阶制度；"圣礼”也不必圣品人员来主持。这就是"弟兄会”观念的由来。这样的观念，使他不能继续在英国国教(圣公会)中任职， 也不适于在独立或非国教教会中事奉，只有回到使徒行传第二和四章的初期教会。
在那时，有几个同样心志的青年人：柏乐特 (J.G. Bellett)戈洛弗(A.N. Groves)，克路宁(Edward Cronin)， 还有贺钦生(Francis Huchinson)。他们在一起谈论属灵的事，有相似的感动。他们在各人家中，开始奉主的名聚会，读经，祷告，并且擘饼记念主。但他们并没有立即脱离国教会，有时也会到独立教会聚会。达秘则自由传讲，教导，有时也接受国教会讲台的邀请，传讲信息。这样，"弟兄会运动”，有了雏型。
约在1828年二月间， 达秘离开了英国圣公会，与弟兄们一同奉主的名聚会，祷告，擘饼。起初，有二三年的时间，达秘受到邀请就去传递信息；后来，他觉得不能尽"吹无定的号声”，应该有一定的见证，就开始建立弟兄的聚会。由于人数的增加，没有一个家庭可以容纳这样的聚集，都柏林的聚会就租了一个拍卖场，作主日聚会之用；到礼拜六，弟兄们到那里动手移开家具，主日则在那里读经，祷告，擘饼记念主。这是爱尔兰聚会的开始。
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是当达秘到英格兰去的时候，法兰西斯纽曼介绍他与牛敦(Bemjamin Wills Newton)会晤。时间是在1830年五月。 牛敦住在浦里茂茨(Plymouth)，离牛津不甚远；那时，牛敦二十三岁，是Exeter College的院士。他们一见投契。达秘也结识了魏格润 (George Vicesimus Wigram)，正在预备进入教会事奉。还有贺尔(Percy Francis Hall)， 二十六岁，从海军的舰长退役，在村镇游行布道。这几个青年人同心合意，开始了浦里茂茨的聚会。不久，人数即急剧增加。在1831年十二月二日，家资富有的魏格润以750英镑， 买下了洛里街的聚会所，直到1840年需要另建更大的新堂。 同年，开始发行基督徒见证(The Christian Witness)期刊， 以文字传播所信的，达秘是主要撰述人之一。
初起一代的弟兄会领袖，都是年轻人，多数二十几岁，少数过三十岁；其中有国教会的教职人员，有不少律师。他们满有理想，诚心爱主，寻求祂的旨意，完全投入的事奉。
浦里茂茨的工作非常兴旺，以至当地的住民，每家至少有一人参加聚会；据达秘估计，一时达七百人。信徒都渴求分别为圣的属灵生活。当地的戏院没有了生意，财务亏损，关门了三年。戏院老板并没有恼怒，反参加了聚会，热心事奉主。他们的聚会，本来以没有名字而著名；后来人问起，回答："浦里茂茨的弟兄们”，因此而得"弟兄会”之名。
在英国其他地区，弟兄会运动发展甚速。单在伦敦，就有五千信徒，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聚会。 布锐斯陶(Bristol)的弟兄会，人数也很多；柯瑞克(Henry Craik)和后来以信心办孤儿院的乔治慕勒(George Muller)为领袖。他们聚会的地方称为毕士大(Bethesda)会堂。
1830年，达秘到法国去， 帮助莫诺德(E.P. Monod)的工作；那是他初次踏上欧洲大陆。 以后，从1836至1879年，他多次到瑞士，德国，欧洲各地，并北美洲，澳大利亚，纽西兰；脚踪所到的地方，弟兄会运动就随着展开。
当1845年，他再到浦里茂茨，听说那里在牛敦领导下，有分裂的倾向，在预言的教训和教会真理，与弟兄们共同的立场不同。经过数方面的疏导无效，达秘与他们分离，并指斥牛敦为异端。牛敦承认了在基督的人性方面教训错误，并发表声明，改正了几项观点；但达秘认为其缺乏实际的悔改行动，终于开除了他们。
有几名从浦里茂茨来的信徒，到了布锐斯陶，参加毕士大的聚会。他们没有随从牛敦的错误教导，毕士大就接纳他们到主的桌子。达秘认为必须公开声明反对牛敦，才可以接纳。毕士大未采取任何行动；达秘指他们对真理没有立场，以后他也不接纳毕士大的弟兄。因此，弟兄会同情毕士大的，称为"开明”(Open)派；反对的，称为"严格”(Exclusive)派。
达秘认为信徒都该有属灵的恩赐，因为圣灵装备信徒，在教会事奉。现代教会最重要的恩赐是传福音的，牧师和教师。他自认没有特殊传福音的恩赐，但切愿传福音。不过，他的恩赐在牧师和教师。他不仅登台说教，也注重探访：不是热衷于往有财有势的大门里跑，而是去探访贫穷需要的人家，常是在城市中极悲惨的贫民区，那些人都缺乏知识，或酗酒，品德败坏。一次，有个老妇人向人说起，先前有两位年轻人来探访，很有知识，但她不能明白他们说些什么；以后，来了个"单纯的长者”，他所说的她都能够懂而领受：那是达秘。他能用简单的话说明真理，而且衣着也简单到破旧的地步。有一次，朋友看到他的衣服过分陈旧，乘他睡觉时，为他换了一件新的衣服，他醒来穿上，也浑然不觉。他的不修边幅以至于此。
有一次，他应邀去教堂讲道。他们要他穿上日内瓦长袍，因为那是学位袍，他照作了；因他并未正式退出国教会，他们要他也束上教品的带子，他就说："不，不！”
达秘性喜简单，对于装模作样自然厌恶，特别不喜重看财富外表的势利小人。在早年时，有一次，他去访问一位教职人员，交谈属灵的事，那人以为他不过是乡下牧师，全不在意。到后来，看到了他父亲派来的马车，有车夫和穿着绣有勋衔的制服，才改容相向，恭敬有加。达秘对那人甚为鄙薄，认为其人升任了主教以后，仍没有进步。
他极为厌恶称赞。有一位妇女，在他讲道后，向他说了许多恭维的话。达秘大声说："这些话，魔鬼早就告诉我了！”
但他很能俯就卑微贫穷的人。有时在贫民区讲道，去听道的人，以为是搞错了地址。下去，下，下到卑矮的地下室；但听了激扬心灵的讲道后，他以为"升到了天上！”
有一天，人发现他在理发店里帮忙。原来有位弟兄病了，达秘来义务相助。
在美国讲道的时候，有次住在贫穷的农家。那家孩子们，养有几只兔子。在餐桌上，他看见有个孩子很不快乐，就问他为何不欢。虽然家人吩咐过，小孩子还是讲了实话：他的宠物被宰了在桌上飨客。达秘那餐没有吃盘中的肉。餐后，他带那孩子到外面，温言安慰他，从袋中摸出玩具来送他，二人在池塘边盘桓了一个小时。
不过，有时达秘也会言语尖刻，甚至不必要的强烈。在美国的一次查经会中，有许多教牧在座，聚精会神的听。中间潘特可(Rev. G.F. Pentecost) 提出一个问题，达秘简要的回答。潘没有抓住要点，请求再说一次，达秘照作了。潘仍不清楚，要他再稍详细说明。达秘不曾趁机加以发挥，竟不耐烦的说："我是来帮助释经，不是‘补脑’！”
在芝加哥，慕迪邀请他主持一系列查经聚会，有很多爱慕神的话的人参加。达秘讲人意志的败坏："不是从人意生的...是从神生的”；"不在乎那定意的...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”(约一：13 罗九：16)断言人甚至不能决意得救。 慕迪以为那是极端加尔文主义，指出主耶稣说那些不信祂的人："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”(约五：40)； 证明人必须为他意志的决定负责任。达秘遽然阖起圣经，不肯再讲下去。不仅使聚会不欢而散，也失去很多工作机会。此后，达秘指慕迪的教导，会有使人世俗化的可能。
布仁敦(Rev. Sir Charles Brenton)说， 两个"亚当”在达秘的里面都极强壮，似是不太过分。其实，有些别的领袖也是如此，更可惜的是他们恩赐远不及达秘。
达秘的时代，启明运动并没有带来人民的福乐；工业革命所给多数人的是痛苦；稍晚的马克思，其所应许没有神的"天国”，并不能满足人的心灵。那时，人心向往卫斯理的神，再一次赐下教会的觉醒和复兴。达秘的国度真理，具新的亮光和盼望，自然对人有极大的吸引力。
早期教会对国度真理的教导，认为在主耶稣降世后的一千年，就会再临；结果失望了。又有人从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开始算起，天国仍未实现。到宗教改革时期，归正教会多对启示录和千年国度采寓意的解释，以教皇为"敌基督者”，称为"非千禧年主义”(Amillennialism)，认为基督不是在地上建立有形的国度统治，而是以教会为祂的国度，而末后必将再临。达秘的建构，则是圣经应许的双轨制：犹太人有属地的应许，教会有属天的应许。他对预言的处理，有的作寓意解释，有的按字面解释，以避免某些困难。他以为主基督是："从死人中”复活，信徒也同主一样不是"从死里复活”，而是"从死人中复活” ("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” 启二O：5,6)，因此，信徒与荣耀的元首相同；还存留的信徒将要被提，然后同主再临，一同作王统治一千年；最后是审判并进入永世。
弟兄会运动的成功，在于其注重圣经。当时的英国教会，多属于礼仪，缺乏属灵的实质。真正神的儿女，渴慕合一，追求神的话。弟兄会在这方面能满足他们的需要。
达秘有多方面的学问和恩赐，在奔走讲道外，著述甚多，其文集达四十余卷；但一般认为甚晦涩难懂。但他的讲道则浅白而有感力。其诗歌则涵义深远。弟兄会出版基督徒诗歌(The Christian Hymn Book) 和小群诗选 (Hymns & Spiritual Songs for the Little Flock)，中国的聚会所，初期名为"小群”，来源于此。达秘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，并拉丁文，现代语文中，精通法文，德文，意大利文；在著作之外，还从原文翻译了英文，法文，德文的圣经，影响深广。
其实，弟兄会的观念，由来远久；即使不说是初期教会的原型，在欧洲大陆，也可远溯到宗教改革时期。不过，达秘所领导的，是时代派的弟兄会，或英国弟兄会。其信仰特点，是从宗派出来，加上时代主义(Dispensationalism)。 在教会体制上，则主张教会的独立。由于其注重重生得救的真理，强调信徒皆为祭司，鼓励普遍的事奉，对于发扬福音颇有贡献；惟由于地方性教会的分散，不能集合发展较大规模的事工；复因不注重教育，自然不能有系统的延续。
虽然其从宗派分别出来的立场，不曾被普遍采行，但关于预言和国度的教训，为更多人所接受。在美国的福音派和基要派教会，不少赞成其大灾难前教会被提和千禧年观点，特别是司可福注释圣经出版后，传播更广；内地会大多赞成弟兄会的国度观。 约在1920年前后，弟兄会的信仰由宣教士介绍到中国。 有两位福州海军退役军官王载，王连俊(约翰)，开始了类似弟兄会的聚会；倪柝声稍后也参加了；后来二王转移其他的事奉，由倪继续领导，发展成全国性的聚会所地方教会体制。神学家贾玉铭，放弃原来的长老会改革宗信仰，而接受达秘的国度教训，惟未接受其教会体制，影响华人教会甚大；加以成寄归的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推广，蔚成为华人教会的主流神学思想。
在政治上， 1948年五月十四日，以色列宣布复国，世人对预言热达到最高峰。英美等国一向支持以色列，以为是遵行主的旨意，是圣经的应许。只是近年世界局势的发展，使预言的解释发生某些困难，而巴勒斯坦人中的基督徒，远比犹太人多，非千禧年信仰者，以为教会才是心灵受割礼的"真以色列人”；对于教会和犹太人之间的选择支持，人权的问题，使信仰在政治上的衡量，不容易平衡。保守信仰的犹太人，则不承认现政府，仍在等候弥赛亚国度。因此，不少人对弟兄会的预言观点，也在调整中。
约在1835年，达秘与迪道霞夫人 (Lady Theodosia Anne Powerscourt) 相爱而订婚。她是一位勋爵的遗孀，与达秘年龄相同，敬虔爱主。但弟兄们认为并不适合，加以劝阻，二人为了主的事工，各自同意解除婚约；迪道霞夫人未曾再言婚嫁，于1836年逝世。 此后，达秘即终身未娶。他除了藏书甚丰之外，并未为自己积蓄财产。
从1858年起， 达秘住在伦敦的Lonsdale Square寓所，他不出外旅行的时候，有二十四年，那里是他地上的家，直到1882年，在那里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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